典當行在本質上是具有商業性的金融組織。作爲商品經濟的產物，它必然要參與商品交換併爲其服務，從而賺取利潤，維持自身生存。
典當行的商業性首先表現爲，它在產生初期主要擔負着籌措資金的任務。自南北朝(420-589年)以來出現的質庫，雖然是人類最早的信用中介，但頗受封建商品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，故實際上還是尚未獨立的、完全依附於寺院的一個經濟部門，或者說，是寺院經濟多種經營方式中的一種。
當時，佛教與商業有着十分密切的聯繫。這是因爲，上層僧侶坐食空談，奢侈腐化，過着"不拼而食、不織而衣"的寄生生活，平均每人一年的衣食費用"約三萬有餘"，"五丁所出，不能致此"；而要滿足僧尼如此龐大的開支，寺院除了勾結統治階級、欺騙善男信女獲取佈施外，必須自籌資金，充盈無盡藏。出於這種目的，寺院的三大經濟部門--地產、商業和高利貸便各顯神通。然而，廣佔良田，帶來的只是實物地租，這使經營商業成爲寺院積累貨幣的主要手段。與此同時，初具規模的質庫作爲高利貸的一個分支，則起着爲商業募資的作用。
早期的寺院廟宇，常常坐落在市場附近或城鄉商業最繁華的街道上，因而大大便利了寺院經營的商鋪、邸店、質庫開展的經營活動。質庫爲南來北往的客商人等提供服務，通過放款收息，增加寺院的總體財富，從而爲寺院經濟更重要的部門--商業的興旺發達提供一定的資金保障，這也是後世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相互滲透、融爲一體的開端。
典當行的商業性還表現爲，它在一定條件下直接從事市場活動。隨着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，典當行的財力日趨加強。特別是在其成爲獨立的金融機構之後，典當行便開始兼營商業或其他副業，從而於借貸生息之外，另闢一條增殖其自身資本的新途徑。
進行糧食買賣就是典當行經商的典型例子。明末清初，手工業中資本主義因素的不斷增長，極大地刺激了商業資本的活躍。一些"豪商大賈，挾其金錢，買賤賣貴，子母相救，歲人或數萬金"，甚至"富者或以數百萬數十萬計"。商業資本的囂張，突出地表現爲對重要生活資料如鹽、糧的壟斷。在這種壟斷過程中，典當行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。
乾隆初年，江浙、安徽一帶的典當行與商人相互勾結，大搞糧食投機，類似宋朝"谷典"。即商人每到秋收糧賤時，便以較低的買入價收購大量穀米，然後轉手以較高的賣出價當給典當行，取得質錢後再去買糧，好比批發商，通過"隨收隨當，輾轉翻騰"，"資本無多，營運甚巨"。而典當行則得以先利用當金折扣賺取差價，再將收當的糧食囤積起來，待到青黃不接之際、商人未贖之時，高價拋售，有如零售商，只等"市價一騰勇，頓取數倍息"。對此，一些朝廷命官也感到不安。乾隆十二年(1747年)，陝西道監察御史湯聘在《請禁囤當米穀疏》中指出："近聞民間典當，競有收當米穀一事，子息甚輕，招來甚衆，囤積甚多。在典商不過多中射利，而奸商刁販，遂侍有典鋪通融，無不乘賤收買。"這段話，生動地描述了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彼此結合、共牟其利的景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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