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島的諾獎大會共有六天,除了前三天,餘切一直在宣揚他的“黑洞理論”。
這裏是歐洲的學術中心,衆多世界上的頂尖研究者關注這裏。“黑洞理論”很快名揚博登湖,無論是什麼學科的諾獎大佬,都忍不住談談對資本主義的看法。
蘇東劇變,科學家也忍不住鍵政。
弗裏德曼很快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,因爲芝加哥學派的一些學者希望他站出來。
餘切的煽動力太強,已經使人懷疑弗裏德曼理論的價值。也許人們本來沒有那麼相信餘切,可是弗裏德曼閉門不出,這就讓人們打心底裏不再相信了。
“他爲什麼不去和餘切辯論?”90年的經濟學獎獲得者威廉·夏普說,“如果他的理論有用,他怎麼會害怕和人辯論?”
另一個獲得者米勒道:“在我印象中,弗裏德曼是我們這些人中最能言善辯的人,他也靠這個成名!除了他的確說不過,否則我想不到其他原因。”
他們就住在弗裏德曼的隔壁,說話完全沒有什麼遮掩。不,他們簡直是希望弗裏德曼聽到。
在這個度假別墅一樣的酒店內部,有一個巨大的圓形廳堂。每天早上跑步回來,弗裏德曼都能聽到對他的議論,他只好調整自己的出行時間,以免碰到後很尷尬。
同事科斯連着聽了兩天餘切的演講,每次回來都忍不住複述餘切的觀點:
“中國餘說自由市場理論是一個空中樓閣一樣的理論,它建立在一個不存在的基礎上。”
“現代的市場經濟已經出現系統性危機,日本的崩潰故事,也會在其他發達國家上演。”
“芝加哥學派最成功的是,他們說了太多謊話,到最後他們自己都相信自己的謊話。”
科斯怎麼能說這些話?要知道,科斯也是芝加哥學派的一份子。
弗裏德曼勃然大怒,質問科斯道:“你也成爲餘主義分子了嗎?他不也在反對你嗎?”
科斯慢條斯理道:“這就是你沒有去聽餘切的演講了。他說科斯、加裏貝克爾這些人的理論是很有價值的,只是被強行納入了你的體系裏,這不是我的錯。”
“那你現在是什麼?離開芝加哥的孤魂野鬼嗎?”弗裏德曼道。
科斯卻搖頭說:“在餘先生的新世界裏,仍然有我們的一席之地。他向我許諾過。”
事情在第六天發展到了巔峯。按照常理,這是林島會議的最後一天,現任的德國內政部長和總理蒞臨現場做演講。這兩人很明顯和餘切有不錯的私交,因爲科爾一句話就給餘切定了調:
“現場有一位我最想要的聽衆!”
“爲了讓他聽一次我的演講,我已經期待了很久,說實話,我從未有過這麼緊張的時刻。”
科爾的祕書,內政部長朔伊布勒等人都露出了笑意,臺下的衆人卻不知道科爾在說什麼,正當大家感到茫然時,科爾直接點名道:
“現在你跑不掉了!餘先生!”
於是餘切只好揮手致意。隨後在科爾的邀請下,上臺講述了他當時拒絕參加勃蘭登堡演講的內幕:“德國統一,應該主要是德國人的盛事。我們中國人講究一個名正言順,不願意搶了別人的風頭。”
“如果我去了勃蘭登堡,恐怕會分散觀衆的注意力,所以我拒絕了他的邀請。但我的心中懷有深切的祝福。”
衆人頓時恍然大悟。
就以事後的演講效果來看,還好餘切沒有在現場搶風頭。
科爾應該也是感謝餘切的,他說“學者是博登湖畔最重要的人物之一,在這裏,讓政治走開,讓真理到來。”
既然當時是政治的舞臺,而這裏就是學術的舞臺,真理的舞臺。
而後的朔伊布勒圓潤接過了科爾的話,就講起了歷史:
“柏拉圖如何寫出《理想國》的?”
“一種說法是,他的老師蘇格拉底自稱無知,謙遜請教對方對某一個概唸的定義,進而和人爭論起來,並最終激發雙方的求知慾!柏拉圖學習了這種方法,他到處和人爭辯,刨根問底式的追問……………”
“這種辯論方法風靡雅典,發展爲城邦的公共辯論————人們可以就任何話題,發表自己的看法,並歡迎其他更好的意見者上臺。雅典人的目的並不是擊敗別人,而是共同的追求真理。”
“上千年來,這種思維方式已經刻入了西方人的骨子裏。1951年,爲了恢復德國的科技和文化事業,在瑞典皇家伯爵伯納多特的合作下,我們幸運的把諾獎大會放在了瑞典之外的德國。’
“我們歡迎科學漫步、圓桌討論、開放式交流......我們歡迎一切有益的爭辯!”
之後演講的人變成了餘切,因爲他是在座唯一的作家。餘切上臺並沒有看弗裏德曼一眼,可是,弗裏德曼卻覺得所有人都在默契的朝他這邊看來。餘切道:“我的朋友科爾奈說過一句話,學者最重要的貢獻是出思想,而不是
出論文,我深以爲然。”
“黑洞理論如何產生的?”
“在我的家鄉,有一條直通縣城的泥路,我常在這條路上來回,很早就知道路的盡頭有一個公共郵局。人們在那裏和外面的親人寫信聯絡,收到他們寄來的話,郵局的人總是絡繹不絕……………”
“因爲我能識字寫文章,有時我還免費替人讀信、寫信,在他們的話裏我感受到了更大的世界,因此儘管我那時從來沒有離開過那個小地方,我卻知道了地球其他地方發生的故事。我仍然感謝那些寫信的人。”
“在我人生的前二十年,我不斷的學習,漸漸我也有了表達欲,我開始幻想給其他人寫信。有一天我終於有機會寫一份信時,我選擇把它寫得又長又仔細,而且要給最多的人聽,我害怕我人生只有這一次說話的機會......這到
底是一封什麼樣的信?怎麼樣才能滿足?寫個小說吧,我想!那就是我走上寫作之路的起源。”
“我把我的想法說給全世界,並接受全世界的批評。”
話音剛落,現場立刻響起雷鳴般的掌聲。弗裏德曼臉色煞白,他懷疑餘切在胡編亂造——餘切到底是不是有過這樣一段經歷?誰也不知道。
可是,林島會議這些人都相信了。這種小故事讓多愁善感的人當場落下淚,弗裏德曼看到,德國那個內政部長朔伊布勒一臉震驚的看着餘切,臉上有他自己都沒發覺的淚水。
當晚,餘切拿到了“十字勳章”,這是一項旨在嘉獎爲德國做出過重大貢獻人士的榮譽。
現場許多學者都拿到了這個勳章,“十字勳章”並不專門發給貴族,只要有確切的貢獻就行。歷史上第一個“十字勳章”發給了德國一個普通礦工。
中國也有幾個專門負責德語作品翻譯的大拿獲得過此獎。餘切是改開後的第一個內地獲得者,按照慣例,本來應該是當地聯邦州州長來給餘切頒發榮譽,科爾親身上陣,給餘切頒獎。
科爾說:“原諒我們德國人的死板,如果可以的話,我會給你特製的大十字勳章,你配得上。”
緊接着的朔伊布勒輕聲解釋:大十字勳章是各國元首才能拿到的榮譽,並不對公衆開放。
哦,看來德國也沒有傳說中那樣尊重學者啊。
餘切仔細看了看胸口的勳章:呈現“十字”形,用紅色的寶石鑲嵌。如果不是這一抹紅,基本上就和二戰期間洗頭髮的東西相當相似了。
猶太裔的薩默斯開玩笑說“這勳章讓我感受到恐懼”。
餘切也成爲現場唯一一個科爾頒獎的學者。這直白的表現力這屆德國政府對他的認可,而弗裏德曼大難臨頭,不僅沒有任何的榮譽可言,而且還被要求和餘切有一場對話。
很多學者爲了等待兩人之間的辯論,推掉了航班,故意延遲一天再離開。在衆人的慫恿下,弗裏德曼無可避免的和餘切有了一次簡短爭論。
雙方圍繞“休克療法”能否在蘇東陣營取得效果來辯論。
坦率的說,“休克療法”並不完全是弗裏德曼的主張,有一些區別。但它肯定和餘切的主張徹底背道而馳,因此拿這個話題來談論,雙方都更有效果。
弗裏德曼被公認爲“休克療法”的祖師爺,他自己也知道。在智利的皮諾切特政府垮臺之時,弗裏德曼仍然拒絕承認該方法有任何缺陷,也並不表示任何自責。
實際上祖師爺弗裏德曼的想法更極端,“休克療法”在弗裏德曼看來是一種妥協的折中選擇。
辯論在就博登湖畔的綠道上展開,許多人見證了這一幕。目前“休克療法”被概括爲穩定化、自由化和私人化。
首先是穩定化。它被表達爲一系列遏制通貨膨脹的強制措施。
餘切直言道:“我們在燕大已經談過這件事情,以波蘭爲例子。現在那裏堪稱是人間慘劇,政府正在想辦法保就業,保國企,這實際上已經顛覆了休克療法的邏輯......最終會出現一種什麼情況?”
“也許波蘭會成功,但是你們宣稱陣痛是必要的代價,而波蘭人自己的聰明才智被歸納爲‘休克療法”的成果,你們就這樣到處撒謊和偷竊,然後禍害下一個國家。”
弗裏德曼說:“這個苦痛的階段是充滿眼淚的河谷。”
餘切笑了:“你比我們國內那些搞雙軌制的學者更不要臉,至少別人知道最後是老百姓生生熬過來了,而不是編造個像模像樣的短句,喪事喜辦。”
弗裏德曼覺得抓住了漏洞:“但你至少承認,波蘭有好轉的可能性,這是你說的話。”
“波蘭處在歐洲,它是這個社區最窮的個體,周圍有充裕的資本,這就是它爲什麼有可能成功。我們現在假設波蘭人全部飛去了非洲大陸,國土面積和資源一概不變,我相信波蘭人會苦十年,苦二十年......波蘭人會有無窮無
盡的苦可以喫。”
餘切一邊說,一邊笑,最後不再給弗裏德曼辯解時間。“我們在中國已經討論過,這套宗教話術你不要再提了。”
接着是自由化,也即一步到位的價格改革,放任市場進行自我調節。在後世的人看來,這不就是擺爛,等着人互相喫雞嗎?
什麼人纔會相信,在一個資源和武力都被寡頭掌控的社會,市場秩序會奇蹟般的自發出現?
這件事情過去還有得辯,當1990年,日本出現史無前例的大崩潰後,就成爲了《計劃體制》中批判的典型反例。因爲日本房市完全符合這種“自由化”,央行踩急剎車後啥也不管了......日本陷入到全民喫雞的混沌階段,最
後“自由”只表現在了中產的天臺選擇上。
“如果你還沒有看過《計劃體制》,那你幾乎沒有資格和我辯論,因爲我足夠了解你,而你不瞭解我,我私下確實是個慈善家,但我不願意在智商上扶貧。”
弗裏德曼一時無語。
三條有兩條都沒的說,那還辯論什麼?
這裏是德國,這裏是德國總理爲這個人說話的地方......弗裏德曼氣到發笑——哥倫比亞,美國,中國的首都,還是今天的林島,爲什麼總是有那麼多餘切的擁躉?
曾經不是這樣的。
在美國做節目的時候,如果有人爲紅色蘇聯辯護,弗裏德曼只需要講幾個蘇聯冷笑話,臺下觀衆就會爲他獻上掌聲,而這時他的對手就方寸大亂,幾乎沒有不落敗的。原因也很簡單,對手爲美國爲了蘇聯人辯論,這先天就敗
了百分之九十。
他的對手也知道這一點。這一招弗裏德曼使來百試百靈。
弗裏德曼最想知道的是:餘切這種不可理喻的自信,到底是哪裏來的?
但弗裏德曼沒有時間了。
當談到第三個話題“私有化”時,餘切主動道:“這是個千古難題,我們不會在今天得出結果。但我有一個問題給你......或者說,我的預言。”
來了!又是那個預言!
所有聽到的人都心中一顫:餘切的預言是如此知名,以至於連他的敵人都心知肚明,這個人在過去已經預言中了太多事情,這給他蒙上了一層神祕主義的迷霧。
“我洗耳恭聽。”弗裏德曼說。
“我們現在看到北極熊正在發生變化,而且是徹底的堅決的變化,力度十分大......我們假設有一天,這個國度變成了你想象中的私有化國度,你認爲它會成爲他們理想中的國家嗎?到何時開始體現出你口中的......那種優越
性?”
這有何難?
弗裏德曼說過無數次這種話,還記得嗎?他和其他經濟學家不同的是,他敢於鮮明的表達態度,而不是處於模糊的中間地帶留有餘地:是的,毫無疑問是的,問他千百次也是“是的”。
正當弗裏德曼要回答時,餘切又加了一個條件:“我們總不能半個世紀,一百年吧?人類從發明改良蒸汽機,到登上月球,也不過一百年。”
“那你需要多久?”
“兩年。”
“兩年太短。”
“五年?”餘切說。“如果混亂超過了五年,十年,你那些理論還有什麼意義?”